2011年10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3C反潜巡逻机从钓鱼岛附近飞过。 资料图

　　日人“购岛”：闹剧还是国策？

　　一个面积仅6.3平方公里的群岛，成了中日关系中难以愈合的创口。每逢“阴天下雨”，就会隐隐发作。

　　几天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众议院会议上公开宣称，如果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和领海”发生别国的违法侵犯行为，必要时将考虑出动自卫队。与之前多数日本内阁奉行的“模糊”政策不同，野田佳彦此次“示威”如此高调、大胆，实属罕见。

　　日人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不断试探，可谓“处心积虑，得寸进尺”。

　　此前，80岁的日本反华政客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抛出“购岛论”，与民主党政府大演双簧，双方仆唱主随，配合默契，一再试探和挑衅中国政府的政策底线，丝毫不顾及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大环境。

　　事实上，钓鱼岛在中日建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成为“问题”。

　　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转化，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急速恶化有关，而中日关系之所以急速恶化，则与日本国内政坛之“总保守化”及日本意图加快实现其“大国梦”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

　　上世纪80年代，时任日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试图摆脱和平宪法束缚，延续战前对外扩张的思想。到90年代，时任社会党党首小泽一郎又抛出“普通国家论”，试图修宪派兵，插手国际事务，与中曾根之思想一脉相承。

　　近年来，尽管日本首相走马灯般轮换，尽管政权更迭进入“两党时代”，尽管中日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紧密，但东京方面丝毫未放松任何对华政策的抗衡。这其中自然有美国“重回亚洲”战略的因素，也有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但中日两国在钓鱼岛等历史问题上的冲突，与其说是美国介入或中国“崛起”的结果，不如说是日本之国策使然。

　　既是国策，则冲突难止，宜需未雨绸缪。(苏庆先)

　　日本欺软怕硬？

　　我们必须明白，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个有武士道传统的民族，是个“崇尚实力”的民族。光同它讲理是根本没用的，因此必须“有力”，这个“力”是力量的力，即提高自身实力，加强军备，让日本人懂得，中国自古就有“犯我汉者，虽远必诛”的气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记者｜邵乐韵

　　从4月中旬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抛出“购岛论”，到7月底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争取在明年4月将钓鱼岛“国有化”，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玩得越来越放肆。

　　7月15日到16日两天内，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在北京和东京之间打了个往返。这位73岁的资深外交官，6月因公开反对石原慎太郎的“购买钓鱼岛”计划，而遭日本政界激烈批评，不得不为“个人意见”做出道歉。

　　两年前从商界精英转型为外交使节的丹羽，或许是不谙外交“潜规则”，为一句“胳膊肘向外拐”的真心话挨了批。他的担忧却没有错——中日邦交40周年的景气，因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再挑衅，变得阴影重重。

　　中国的态度则一如既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哪一天玩过火了，失控风险并非不存在，你们做好准备了吗？”《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如是问。

　　中国律师申请迁户钓鱼岛

　　7月中下旬，律师郝俊波做了两件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申请，将自己的北京户籍迁至钓鱼岛；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状，诉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钓鱼岛侵权(后又追加栗原国起和东京都政府为被告)。

　　“看到石原慎太郎嘀咕着要从个人手里买钓鱼岛起，我就有这个想法了。”郝俊波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职业敏感让他意识到，“这肯定是在玩法律程序”，而不仅仅是所谓的“闹剧”。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敏感时刻，抛出“拟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论调，促使郝俊波产生了一个想法：迁户口，告石原，用自己的方式维护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这位2004年从加拿大约克大学毕业的法学硕士，受惠于国家政策，于2005年将户口落至北京市朝阳区。如今，他准备放弃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

　　按照公安部《关于办理出国留学人员户口登记问题的通知》，“需要跨市、县安置工作的归国留学人员……不属于国家统一分配的，凭护照和接收地市、县以上人事部门的证明在接收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郝俊波条件符合，证件俱全，只欠东风。他说，“我相信自己有权利选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内的地方落户，遗憾的是没听说钓鱼岛有一个目前正在运作的行政户籍管理机构。”

　　“故此，本人现郑重恳请贵部(公安部)指定或设立相关的户籍管理机构以处理中国公民钓鱼岛户籍的相关问题。”郝俊波在“谨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申请书中写道，“在确定上述机构后，本人将尽快办理。”

　　郝俊波的申请让人联想到演员孙海英。去年2月20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2011年1月，已有约520名日本人将籍贯迁入了与俄、韩、中有领土争议的北方领土，其中负责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冲绳县石垣市办理了约20人。孙海英随即在微博上称，他和妻子吕丽萍正式提出申请，将户籍迁入中国钓鱼岛，“我渴望成为这个岛上的居民，从人类有文字记录开始那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明星效应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围观和附和，环球网当时发起的调查显示，95%受访网友表示愿意将户籍迁入钓鱼岛。但热闹了一阵后，在互联网上提出的申请最终也只是止于互联网。

　　郝俊波迈出了走法律程序的第一步。对于失去北京户口可能给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影响，他也想过：以后购车购房、孩子上学、养老医保等问题就都需要重新考虑，且外地户口的律师可能面临在北京注册的问题。“但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吧，而且我认为这些个人问题跟国家利益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容否认的是，户籍是国家对居民行使行政管辖的重要证据。”

　　郝俊波的第二步，是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日本政府、栗原国起(所谓钓鱼岛的民间拥有者)和东京都政府。起诉书显示，郝俊波认为被告侵犯了他的三项权利，分别是主权和领土完整权、对钓鱼岛及相关海域的所有权等财产权、作为中国公民之名誉权和荣誉权。他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采取公开登报的方式赔礼道歉；判令被告将非法募集的购岛捐款没收作为我国开发钓鱼岛及目前中国公民前往钓鱼岛之资金；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依法承担。

　　7月19日，北京高院的接待人员接过郝俊波递交的材料反复阅读后表示，暂时先收下材料，稍后会再联络他做出答复。

　　“如果拿到中国法院的判决，我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石原来中国就会被限制离境；若石原终生不敢来中国，我也可以申请执行连带侵权的日本政府，相信日本政府会有可执行的财产。”郝俊波说，接下来他还准备向我国的立法机构提出有关立法建议，对中国的争议领土行使立法权，加强立法。

　　正在等待回音的郝俊波说，如果没有回音，他会在8月15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再次发信催问。

　　“这种爱国行为的积极性值得肯定，但善意的行为未必导致善意的结果。”日本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玮认为，中日关系存在三大瓶颈：战略互惠，国民互信，经贸互利。诸多因素决定，前两个瓶颈短时期内很难突破，而从外交大局考虑，公民个人申请将户口迁到钓鱼岛之类的做法，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日本政客的作秀，容易激化民间矛盾。

　　不过在主权问题上，中国政府也绝不会退让寸步。“有识之士都要认清，以中日地缘政治的关系，谁都离不开谁，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冯玮认为中国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有理，有力，有节。

　　“首先，在法理上，在道义上，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加强对有关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次，我们必须明白，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个有武士道传统的民族，是个‘崇尚实力’的民族。光同它讲理是根本没用的，因此必须‘有力’，这个‘力’是力量的力，即提高自身实力，加强军备，让日本人懂得，中国自古就有‘犯我汉者，虽远必诛’的气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最后，所谓有节，就是政府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舆论进行正确引导，民众不要采取一些有害无益的所谓‘爱国行为’，导致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不利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

　　野田的算盘和美国的态度

　　在恢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中国善意提出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的主张，是以大局出发、长远利益为重。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时就钓鱼岛问题提出了“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1978年10月25日，在东京记者俱乐部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说：“我们把‘尖阁列岛’叫做钓鱼岛。我们双方对该岛的称呼不同，双方的意见也有分歧，所以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希望我们双方不要涉及这个问题。在这次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希望我们双方也不要涉及这个问题。”

　　冯玮告诉《新民周刊》，以往日本政府会注意避免触碰这个敏感问题，现在野田政府突然打破默契，大致可以从内外两方面解读。

　　从外交方面看，冷战结构解体后，日美同盟遭到动摇。按照原日本外务省顾问栗山尚一在《摆脱漂流状态——日美关系新的方法和对策》中的说法，“由于失去共同目标苏联，美国和日本如同在大洋里航行的两条船，一方面需要互相援助解决一些具有燃眉之急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有随时碰撞的危险。”因此，寻求日美同盟新的基础，是日本的主要战略任务之一。

　　美国宣布“重返亚洲”，给日本提供了新的机遇。冯玮表示，日本这次炒作钓鱼岛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不然，石原为什么在今年4月跑到美国宣传他的购岛计划？”

　　而从内政方面看，野田能否坐稳政权，取决于三个要素：党内同志，国内民众和美国。野田所在的派系是个小派系，因小泽一郎出走而严重分裂的民主党又不可能与野田同心同德，所以其党内政治基础更加薄弱，甚至可能导致日本在9月提前大选。“巧合”的是，野田在7月表示，最快将于9月底对钓鱼岛实现“国有化”。

　　目前，野田的民意支持率仅高于20%。今年4月，日本雅虎网站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92%投票者支持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行为。

　　至于美国，一方面强调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另一方面又表示不会参与中日钓鱼岛的主权纷争。冯玮指出，这一表态看似矛盾，却值得深究。

　　美日同盟关系，本质是日美联手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但是这不表示美国要为日本在严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得罪他国。2010年梅德韦杰夫登岛后，美方表示：“《日美安保条约》中有关共同防卫的条款，不适用于日本和俄罗斯有争端的北方四岛”。中方表态也是含蓄指出，美国的利益不会因为一纸《日美安保条约》所束缚。所以，中国不惧日美的“安保条约”。

　　冯玮又举例，前不久中菲围绕南海黄岩岛主权爆发激烈冲突，自知无法对抗中国的菲律宾转而求助于美国。然而美国政府除了恪守南海中立立场的声明和打发菲律宾的几艘船，连一句谴责中国的“重话”都没有。“虽然美国计划‘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尽管美菲同盟已有60年的历史，但美国显然不想与中国正面交锋得罪对方。”

　　美国媒体报道，如果中美开战，美航母很快将遭解放军武器威胁。美国关于中国军力分析也指出，中国的洲际导弹的射程达到13000公里，可以打到美国西海岸，加上中国的核潜艇神出鬼没，构成极大威胁。

　　不容置疑的历史证据

　　日本部分政客不断叫嚣“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甚至企图将这一立场写入教科书。可笑的是，他们从来拿不出站得住脚跟的历史证据。

　　日本宣称，钓鱼岛是由日本探险家古贺辰四郎于1885年第一个发现的。而事实上，中国明代文献《顺风相送》在1403年就记录了中国人前往琉球群岛会经过的钓鱼岛(书中记载名为“钓鱼屿”)。另外，1534年明朝琉球册封使陈侃上呈的《使琉球录》以及1862年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中，都明确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都属于中国，并不属于琉球。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称冲绳，即便如此，中日两国政府在谈判中都认为，钓鱼岛不在琉球群岛的36个岛屿之内。

　　至于古贺辰四郎，据说是出生于日本福冈县的一个小业主，生性喜欢冒险。在琉球改为冲绳县后不久，便搬迁到那霸，开始采收冲绳近海的海产物并从事出口事务。1885年，他航行至钓鱼岛列屿时，发现这里有成群的产孵期的信天翁，于是想到通过采集鸟羽来发财。回到那霸后，6月10日，他就向冲绳县提出申请，租用此地。

　　为了占有该岛，内务省先密令冲绳县厅对该岛进行调查。对此，冲绳县令于1885年9月22日呈报认为，这些岛屿与《中山传信录》中所载的钓鱼岛同属一地，“若果为一者，则已为清国册封之旧中山王之使船所详悉，且各命其名，以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若效此次大东岛之行，勘察之后即立标桩，恐有所不妥”。

　　虽然手未伸，但实际上，日本天皇政府从1885年开始就已经计划从中国夺取钓鱼群岛，并为此暗中布谋，9年后，终于等到了“他日之机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古贺辰四郎又向冲绳县递交开发钓鱼岛的申请，县里以“该岛尚不明确是否为帝国所有”为理由，驳回了申请。专攻日本历史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在其著作《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正是因为政府知道这是中国的领土，所以在尚未战胜中国之前，还不得不慎重从事。”1895年，战败的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内阁才决定把钓鱼岛并入日本版图并置于冲绳县管辖之下。

　　同年，古贺辰四郎到钓鱼岛开垦，日本内务省1896年8月以免使用费及期限30年为条件，将钓鱼岛“租借”给古贺。1926年租借期满后，古贺辰四郎次子古贺善次向日本政府缴纳租金，至1932年向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1972年，埼玉县大宫市企业家栗原国起向古贺家“买下”钓鱼岛列屿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古贺善次1978年去世后，其妻花子将钓鱼岛卖给栗原家，栗原则将岛屿租回日本政府管理。　　如今石原慎太郎所说的民间钓鱼岛“地主”，即指栗原家。

　　而从法理上来说，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战败，1943年的《开罗宣言》以及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就明确规定，日本的主权不包括钓鱼岛，应归还侵略的领土。　　但是当时日本政府借口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冲绳县管辖，将其交由美军托管。

　　同时，日本政府鼓噪，日本是根据国际法中任何一国可对“无主地实行先占”的条款，将“尖阁列岛”划为日本领土的，并强调“尖阁列岛”并不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所以日本即使承认了《波茨坦公告》，也没有必要将“尖阁列岛”归还给中国。

　　而日本历史学家高桥庄五郎在《钓鱼岛等岛屿纪事》一书中驳斥了这一荒谬理论：“由于石油问题，‘尖阁列岛’成为争议焦点时，外务省并没有现成的文件能阐明将‘尖阁列岛’编入日本领土的经过，也没有一份地图或一份正式文件用经纬度正确地标出‘尖阁列岛’的位置，甚至连政府的公告和冲绳县公告也没有。”

　　“即使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是‘先占’了无主地，但事实上，‘尖阁列岛’如果不是无主地，那么无论有多少古贺辰四郎父子对尖阁列岛进行开发的所谓有实际控制效力的事实，也决不能成为日本对‘尖阁列岛’拥有主权的证据。因为日本是通过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掠夺了中国的台湾和其附属岛屿。”这里的附属岛屿，就包括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等。

　　1972年，美国正式向日本移交琉球群岛的管辖权时，将所谓的钓鱼岛施政权交给了日本。但中国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所谓的托管和归还施政权，只是冲绳，并不包括钓鱼岛，而且这种移交并没有国际法律支持，只是美日两国的私相授受，主权仍然是中国的。

　　而就在1971年，美国参议院就美国归还琉球给日本的协议提交进行讨论和表决之际，一份诏谕的出现让钓鱼岛的归属有了更加传奇性的色彩。1971年10月29日，杨振宁、邓志雄、吴仟标、约翰·芬奇(John Fincher)四位知名教授，和一位名叫徐逸的女士来到参议院。徐逸女士当场展示了一幅家传的慈禧诏谕，显示钓鱼岛竟为盛宣怀家族的御赐封地！

　　原来，当年慈禧太后患有风湿病，御医用百药而无效，盛宣怀家族开办的中药店“广仁堂”献上了治风湿的特效药，医好了太后的病。太后大悦，得知药是取自钓鱼岛产的海芙蓉，就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下诏把钓鱼岛赐给盛宣怀(比日本把钓鱼岛并入日本版图早两年)。

　　“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该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望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

　　而出示诏谕的徐逸，本名盛毓真，正是盛宣怀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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